芒果体育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1922年，在中国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中国青年团宣告成立。一百多年来，一代代团员青年凝聚在党的理想信念旗帜下，在团组织的团结带领下，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忠实记录下这一百多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共青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在青年前列，组织引导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贡献力量。

　　《中国青年》创办于1923年10月20日，是国内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红色主流期刊。《中国青年》百年办刊史，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清晰缩影，是百年党史 “青年篇章”的重要记录，是共青团事业蓬勃发展的光辉记忆。百年《中国青年》，是一部厚重的历史，是一方精神的高地，是一面思想的旗帜，是一部青春的史诗，是一只奋进的号角。它是观照百年青年运动的思想之镜，也是记录中国青年扬帆远航的成长笔记。它锐利，为时代潮汐写下芸芸注脚、变化轨迹；它熙暖，指引一代代青年风帆与共、勇往直前。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推出的专栏“《中国青年》百年史话”，旨在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引领广大青年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新时代《中国青年》赤忱如昨，思辨如故，热血不凉。让我们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崇尚先锋、学习先锋、争当先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俯仰鼓帆，贡献青春力量！

　　1939年12月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二卷第二期和1941年1月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三卷第三期，分别发表了李昌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和五周年而写的《一二·九运动与民主》和《一二·九和今天的》。李昌（1914—2010），中国青年运动领袖之一，原名雷骏随，湖南永顺人，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1936年1月，北平学联组成了500人左右的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分四个团，第三团由燕京、清华、辅仁等西郊和北城区大中学校学生组成，黄华任团长，李昌、于光远、杨学成、张载参加了第三团先遣队，李昌担任队长。1936年4月，李昌在清华大学重新加入共青团并于同年转党，正式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1938年5月，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在延安成立，李昌为中央青委委员，并任中青委组织部长，直至1941年秋。由一位亲自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中青委主要负责人李昌来写该纪念文章，当然是最合适的了。

　　“一二·九运动为神圣的民族抗战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新阶段，并且给以后青年运动奠定了广泛的发展基础。”李昌在《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中说，“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一二·九写了辉煌的一页。”李昌认为，一二·九运动是具备许多青年运动所没有的特点的。“这就是说，一二·九是自发的，但很快的转成了自觉的运动；是斗争极其尖锐——和巷战的混合交杂——的运动，同时又有广大的群众基础；是勃然而起的，同时又是持久的；是，同时又是学生与各界特别是工农联合的运动。”1935年的冬天，北平特别寒冷。可是，爱国青年学生的满腔热血，却沸腾到了极点。原来，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东北之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地区。1935年5月，日本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并调集大批日军入关，迫使南京政府先后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出卖了冀察两省和华北的主权。继而，日本侵略者又策划于11月25日扶植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冀东22县脱离南京政府实行“自治”。汉奸卖国贼一时疯狂至极。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南京政府频频退让。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大学等大中学校学生和北平大中学校的学生们义愤填膺，再也忍耐不住了，开始自发地站出来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强烈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北平地下党组织，因势利导，迅速把全体爱国学生团结起来。于1935年11月18日成立北平学生联合会（简称北京学联），主席郭明秋、秘书长。12月3日，学联开会，决定9日举行请愿。按照预定计划，12月9日黎明，在总指挥宋黎（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笔者）的组织指挥下，五六千爱国学生，便开始了抗日救亡请愿行动。这本来是爱国学生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理应得到保护。但是一开始就遭到北平当局军警的层层封锁和，直到中午，各路爱国学生才冲，会合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所在地——新华门广场。愤懑已极的爱国学生立即由请愿转为，但却被当局视为“不合法”而残酷，致使当天百余学生受伤，30余人被捕。为减少损失，保存实力，宋黎发出撤退令，并决定10日起全市总罢课。12月16日，爱国学生再次走上街头，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演讲活动，并在前门西站广场，召开市民大会，向市民宣布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通电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5项要求，将一二·九运动推向了高潮。当天，反动军警又大打出手，受伤学生400余人，二三十人被捕。“十七岁的郭清（时为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学生——笔者）为了进行合法的爱国工作，竟至死在监牢里面。”李昌说，“但他临终还说，‘我是中国人，我热爱中国！’”他继而评论道：“这恰可说明当时北平和全国青年的大义凛然，至死不屈的气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青年的救国运动是不可以压服的；一二·九再一次地证明了这个平凡的真理。”军警对北平爱国学生的残酷，激起了全国各地青年和各界爱国同胞的无比义愤，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了广泛的声援北平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西安、济南、长沙等30余个城市的爱国学生，先后都举行了活动，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抗日革命运动洪流。由此可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在该文中，李昌还高度评价了北平学联的民主精神，批驳了学生的爱国是“反对政府”的谬论，最后寄语青年务必以实现民主政府、充满民主精神的姿态，“去团结全国同胞，共同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

　　李昌在《一二·九和今天的》中指出：“五年以前的一二·九不仅代表了当时整个民族解放运动，把它推进到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同时，也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转折点，开始了青年运动的抗日统一战线的阶段。”一二·九之后不久，共青团中央就根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按照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草拟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指示精神，号召实行全国青年大联合及改变自己的组织，于1935年12月20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恳切地声明：中国青年团不但愿意与任何抗日救国的组织合作，与一切爱国同胞实行亲密团结，共同奋斗，而且愿意把我们的组织开放起来，欢迎一切赞成抗日救国的青年们加入我们的抗日救国青年团。这篇宣言还明确宣布，中国青年团为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改变自己组织的性质、任务和名称，并号召青年学生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里去，扩大反日救亡运动，实现全国抗日救国大联合。在团中央宣言的号召下，1936年1月初，北平、天津两市的学生共同组成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全团500多人，总指挥为中国大学董毓华，副总指挥为东北大学宋黎和北师大姜文彬。宣传团共分四个团，他们深入河北农村，冒着刺骨的寒风，采用讲演、戏剧、歌咏、座谈、访问等多样灵活的形式，向沿途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深受广大工人、农民和乡村知识分子的欢迎。根据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北平地下党组织决定将中华青年救亡先锋团（由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组成）和其他三个团组成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组成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11月1日，中央根据青年共产国际的来电，在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共青团改造问题，决定以中央的名义写一个决议，冯文彬负责起草，这就是《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这个文件说：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动，最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到救亡运动与民主自由斗争中来，在中国面前提出了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形式，去吸引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一二·九的发动，本来就有《八一宣言》作思想前导，有党员和青年团员作领导核心，因此，继一二·九之后所开展的全国青年运动，就具体反映着的青年运动政策，反映着青年团的行动方向。”李昌说，“在一二·九基础上所产生的全国学联、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以西北为中心直接由团改造成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就成为鼎足而三的继承中国和中国青年团传统的三大青年团体。”在这三大青年团体的基础上，全国青年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中国青年运动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中国青年运动中的两大支流，即与工农青年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汇合起来。正因如此，中国青年就在抗战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同时，他们在实际行动中也得到锻炼而大大地进步了。抗日青年统一战线也得到巩固和发展。特别是华北的青年，在中国的指导下，青年运动开始了从城市向农村的转变，促进了农村青年抗日组织和生产运动的发展。反观统治的大后方青年运动，却可怜得很，除三青团外，其他一切进步青年组织都被取缔。由此可见，“只有在领导下的抗日民主地区，中国，才能得到新的发展……而且达到更高的程度”。第一，一二·九运动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之所以能写上辉煌灿烂的一页，关键是有中国的正确领导。“当回忆一二·九之时，我们想到为什么中国青年运动与中国的领导不可分离，而许多人想尽一切方法争取青年，结果却适得其反，徒然遭到青年的唾弃和仇恨。”李昌说，“一二·九以来五年的青年运动行程正是公正的裁判者和雄辩的演说家。他宣扬了一个真理，青年是跟着真理和进步前进的，谁要倒行逆施，他就会失去青年，他就会成为败将的英雄和历史的残渣。”中国手握马列主义真理，指明了中国抗战的正确方向，爱国青年愿意跟党走，这是对历史作出的正确选择。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于1935年12月27日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曾指出：“已有极大的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这就是说，中国要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加强对抗日民众的领导，尤其是青年运动的领导。还明确地说，一二·九运动，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从而使学生爱国运动，成为党领导的抗日反帝斗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正说明了坚持党对青年运动领导的正确性。第二，像五四运动为大革命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一样，一二·九运动也为抗日战争作了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抗战以来，留在华北等地的四五千民先队员和平津学生，他们曾表现了自己的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他们参加了华北的战争，特别是参加了华北广大的游击战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李昌说，“无论是抗战军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先进政党以及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发动广泛的群众运动，这些一二·九青年都是中坚干部。曾说过，没有这些几千民先队员，华北就不能成就今天的局面，这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正如所说：“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后，党及时指出青年要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必须与武装自卫斗争相结合。他们根据党的指示，不仅于1936年1月组织成立“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铁路两侧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随后又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制定了斗争纲领、工作纲领、组织系统和规约等，遍及全国，甚至发展到海外，实际上成为党领导的以抗日民主为目标的先进青年团体。正因为有党的正确指引，才使得这次伟大的学生爱国运动没有局限在宣传和动员的范围内，而是迅速成为一支勃勃有生机的革命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与广大工农一道，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举行的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特别指出：“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要同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这就为中国青年运动指明了前进方向。抗战中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在空前伟大的斗争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中坚角色”。李昌最后评论说，许多优秀青年，为民族解放英勇牺牲，如董毓华、王文彬、陈柱天、曹承宪、纪毓秀、李林、史伟等。“然而，肉体的死亡是不能消灭精神的不朽的，他们将永远活在中国青年的心中……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团的光荣，他们的足迹是中国青年沿之而进的确定不移的道路芒果体育。”《中国青年》的前身《先驱》（一）：刘仁静与《先驱》《中国青年》的前身《先驱》（二）：施存统与恽代英关于青年运动，施存统刘仁静曾争论什么？《先驱》停刊，《中国青年》创刊《中国青年》的办刊宗旨读什么书与怎样读书学术与救国一心一意向着灯光走上去传播马列主义（上）传播马列主义（下）“乔木是个人才”“打胜日本帝国主义”记同志从战俘到“日本革命青年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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