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博体育“用中文写作时可以想象我的读者。但是用英文写作时，我无时无刻都有一种恐慌——想象不出读者的样子，TA肯定不是白人，但又不知道是什么人——没有面容没有身份。我也不是第一或第二代移民，只是一个暂时困在那儿的人，假想读者成了我最大的问题之一。”

　　2017年夏，某日，颜歌正在都柏林一个诊所给满月的儿子打疫苗，突然收到爱尔兰作家露茜·考德威尔（Lucy Caldwell）的邮件，约她为费伯（Faber）出版社的短篇小说集《Being Various: New Irish Short Stories》（《各不相同：爱尔兰新短篇小说集》）写一篇小说。露茜是这部合集的编辑，她看过颜歌发在《爱尔兰时报》上的两篇小说，觉得有意思，就找了过来。

　　颜歌至今还记得自己当时的震惊：首先，她是一个外人，爱尔兰文坛谁也不认识她，她只在报纸上发过两篇小说；再就是，她在爱尔兰只生活了几年，怎么就成了爱尔兰作家了？

　　在那封让颜歌产生不真实感的邮件中，露茜大大拓宽了爱尔兰作家的概念——这概念应该包括出生在爱尔兰但成长于别处的作家、从别处来选择以爱尔兰为家的作家，也包括那些不知怎的发现自己就住在了爱尔兰的作家。

　　接下来的事情进展顺利。颜歌写了一个发生在都柏林的故事《情陷亚历克斯》（How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Well-Documented Life of Alex Whelan），受到好评，被放在了这部爱尔兰新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2019年出版）。随后，《各不相同：爱尔兰新短篇小说集》的编辑、费伯出版总监安格斯（Angus）得知颜歌在创作一部短篇小说集，就找到其经纪人麦特（Matt），希望她给费伯独家预览权。

　　费伯是1921年创立的一家纯文学出版机构，出版过13位诺奖作家和6位布克奖作家的作品。不会有天价的稿费，包装推广也不像新锐公司那样砸钱。如果不给费伯，经纪人会把作品提交给各出版社，如果多家出版社抢稿子，就会拍卖，结果是书稿有可能卖到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但麦特认为费伯对于颜歌的作品是合适的，它品质稳定，负责任，可以长期合作，而且这本书的编辑是石黑一雄和塞巴斯蒂安·巴里的责任编辑。

　　独家预览的时间一般不超过10天。费伯反应很快，星期五发出，星期三就给了报价，双方讨价还价后，周四就确定要买两本书的版权，包括已经完稿的《在别处》（Elsewhere），还有一本计划2024年交稿的长篇《目的地酒店》 （Hotel Destination）。

　　“这意味着未来五年差不多被买断了。”颜歌忧虑的是，第二本按合同2024年4月就要交稿，而因为中文小说《平乐县志》的拖延，所有工作都滞后了。

　　拿下《在别处》和《目的地酒店》版权的还有美国老牌文学出版社斯克里布纳（Scribner）。斯克里布纳当年出过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后被西蒙与舒斯特并购，成为该公司的旗舰出版社，既出安妮·普鲁（Annie Proulx）这样的纯文学作家的书，也出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的作品。

　　和斯克里布纳签约的过程也顺利得出乎颜歌的意料。主编和两个年轻编辑与颜歌视频聊了一个下午的作品，晚上就和经纪人定了北美版权。接下来意大利的版权也谈定了。

　　颜歌当时觉得自己有点像在卖期货：“还没写完的长篇小说就这样直接卖掉了，这在我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还是第一次。对一个英文作家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一个母语中文转身英文写作的作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2023年夏，《在别处》在英国和美国出版，赢得《爱尔兰时报》、《卫报》、《》和《纽约客》等媒体的好评。

　　2023年夏，颜歌在三年新冠疫情后带儿子和老公回成都，确切地说，是回到离成都半小时车程的郫都区（原称郫县）——她老家——她笔下平乐镇的故事发源地。

　　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夏天我采访你的时候，你正着手英国那边的创意写作项目，在《爱尔兰时报》发表了两篇小说，刚刚完成费伯出版社“爱尔兰新小说集”中的一篇，有经纪人也是一年之后的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你比喻自己加入了英语文学世界的“特别奥运会”。时隔5年，你已经成了与国际一流文学出版社签约的英语作家，现在你还有残奥会运动员的那种感觉吗？

　　颜歌：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英文写作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事业，面临很多问题金博体育，但不是所谓的语言问题，或者说语言是最浅表的问题，甚至跟其他的问题相比，可能都不算一个问题。英文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艺术上的自我探索。我如果是艺术家，那么我的媒介就是文字。现在我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新的工具、新的材料和媒介来做作品，这个新的媒介会给我的作品带来一个新的变化，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南方人物周刊：记得上次采访时，你就对我说用英文写作没有什么可怕的，和现在的语气完全一样，两者之间有没有实质的区别，比如五年前你是更自由地享受新的语言带给你的表达的自由感，现在，经过严格的英语文学传统的写作训练，你是不是在写作中找到了某种确定性？

　　颜歌：肯定是的。读书的过程以及住到英国，读到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肯定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些也是从我的文化出发，毕竟我是中文作家出身，所以我的文学体系和叙事体系是中文的，虽然我现在多多少少了解了另一个体系的运作方式，但我觉得中文还是我的根源，而归根结底，中文和中文文学思考的方式，是一种反二元的方式。

　　在英文世界里，像我们这样的少数族裔作家的写作，是一种后殖民的文化表达，是必须颠覆所谓的正统英文的，这也是英文作为一种后殖民语言必须面对的一个命运。

　　爱尔兰作家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用这种后殖民的方式来写作的一群作家，同时又反英文。当年英国占领爱尔兰后，爱尔兰语变成了非法的语言，如果你说爱尔兰语，你就会被罚被抓。我先生是爱尔兰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记者，他总是对我说，随便你怎么用英文写都可以，反正我们就是来反这种语言的。

　　所以我回爱尔兰就有一种回第二娘家的感觉，都柏林是我英文新书宣传的最后一站，结果分享会票全部卖光了，现场爆满，还有人坐在窗台上，让我很感动。

　　颜歌：是的，大家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可能和爱尔兰的文化有关系，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我投给《爱尔兰时报》的那两篇小说，编辑直接就发了，让我感觉自己“咣”地就落在了英文读者面前。本来我是等着编辑给我大堆修改意见的。慢慢我才知道，这里的报纸有这种传统，不太会改作者的稿子。杂志和书才会有一个编辑流程。

　　▲颜歌 （左一） 作为评委之一参加2019年都柏林文学奖发布会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最初用英文写作时，会不会先拿给你先生看？记得2001年我采访哈金时，他说他最初写小说会第一时间给他在美国出生的儿子检查用词是否地道，当时他刚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颜歌：有些会给他看，我先生是我的第一读者，我写中文也会自己口头翻译出来跟他分享。但如果涉及中国文化背景的题材，就不会给他看，而是给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看。比如《在别处》里有一篇《醢》（Hai），写孔子和他的弟子，也是影射英国的政治体系，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内涵。我当时找一个历史小说家看稿，2万多字，她看得很仔细，写了很多反馈意见。

　　在英语的写作圈子里，有一个很让我喜欢的事就是大家都互相看稿，会为彼此的作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也会提尖锐的意见。我的经纪人也是我的早期读者之一。这种氛围特别健康，这些我信任的人让我可以更大胆地去尝试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语言实验，不会瞻前顾后，就好像我在这个语言里耍杂技，即使掉下来金博体育，也有人接着。

　　颜歌：中国文学讲天才性。我比较喜欢英美文学创作群体中这种工作坊（workshop）的传统，讨论和切磋，有一种置身社区社群（community）的感觉。我一个女朋友发了一篇她改了36次的稿子给我看，让我再提提意见，中国作家会回避这样做，因为这是对自己天才性的怀疑。

　　我即将出版的中文长篇《平乐县志》是我闭门造车多年后的产物，刚完成时，我非常害怕，不知道写得怎样，发给《收获》的编辑时，特别希望她能给我提意见。比如书中的很多古诗词，我要求编辑找专业人士来帮忙审一下。如果大家都不提意见，我就像是一个人在裸奔，那太可怕了。我大概是习惯了西方创意写作群体的那种运作方式，生怕其他人不给我提意见。

　　▲从左至右分别为翻译Natasha Bruce、加拿大小说家Madeleine Thien、颜歌 《我们家》 翻译Nicky Harman、颜歌在文学节后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颜歌：用中文写作时可以想象我的读者，不一定是为他们而写，但大概有个隐指读者的概念。但是用英文写作时，我无时无刻都有一种恐慌——想象不出读者的样子，TA肯定不是白人，但又不知道是什么人——没有面容没有身份。我也不是第一或第二代移民，只是一个暂时困在那儿的人，假想读者成了我最大的问题之一。然后就是在做学术实验的感觉，根据自己的兴趣，今天飘到这个点上，就写这个，明天飘到那个点上就写那个。

　　南方人物周刊：这也是《在别处》里那些小说题材各异、写作手法也非常不同的原因？

　　颜歌：是的。我用中文写作的时候非常rooted——就很扎根儿，这样可以吸取营养，很踏实，但同时也是牵绊，被固定住了。英文写作就是rootless，非常不安定，又充满活力和可能性。

　　南方人物周刊：现在你的第一本英文短篇小说集出版了，你对你的读者是哪些人心里有底了吗？

　　颜歌：我在英国的读书活动和签售会上遇到各种少数族裔写作者，他们觉得我的作品激发着他们——他们跟我说我这样的身份用这样的方式写了这样的书，让他们非常感动。每到一处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很年轻，很多是在读创意写作的少数族裔作者。

　　我很开心，我发现我就是为这些人而写的，我们这些少数族裔作者相互作用，一起撑开了一个新的英文写作空间，我只是给这个空间多加了一些可能性，比如说最表面化的表达就是，你可以在英文小说里加中文。

　　对于“读者”的讨论，很容易陷入一种二元论的陷阱。一般想到的英文读者，一定是白人为主的主流社会，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挺原始，挺80年代的。

　　南方人物周刊：从你的经纪人到你的图书编辑基本都是白人、男性，代表了某种权利中心，你的作品被英国和美国著名的老牌出版社出版，是否代表着你在向某个中心靠近？

　　颜歌：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写作者，我写的英文本质上一定是在反英文（Against English）。不是想去加入所谓的英语文学（English literature），而是用英语作为语言来完成的文学（Literatures in English）。我的这个出发点，我的经纪人和编辑们都非常支持。

　　就当下的语境来说，如果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一定需要去敲门，进入某个中心，那么本质上是对盎格鲁中心的崇拜和屈服。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你不是为白人读者而写或者不想进入主流，那你除了从文本的角度——比如放一些中国古诗乃至汉字——来挑战传统英文的阅读习惯，有没有从其他的角度来表态？

　　颜歌：我不会排斥某一个群体，也不会特别去讨好某一个群体。比如我的小说集里有本地的白人形象，但也有中文的东西，有汉字，也有中国传统文学的非线性时间结构，甚至反精简金博体育。但我也希望每个类型的读者都能够进入我的文本里面，能够在他离开的时候有他自己的理解。

　　而且文本的部分不可解读性，也是在我的计划之中的，把某些段落和细节做成一个乍看之下彻底陌生的事物，也是我的表达的一部分。其实跟我写四川话的状态有点像，我写四川话不是拒绝普通话的读者，只是想保留四川话的那种特性。

　　在《在别处》这个集子里，它有点像是一种混杂物，会有一些西方文学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但也有汉语的逻辑和中国文学的价值观。比如说，在“Travel in the Summer”（《在夏天旅行时》）里，我想表达很多事情，里面故意有些闲笔，这种手法在英文小说里按理说是不行的。

　　我记得最开始在加拿大一个杂志发这个故事的时候，编辑觉得故事很好，但想让我把那些多余的绕来绕去的部分删了。我那时候觉得有点为难，本来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是很愿意接受人家的意见的，但那次最后还是给她写了封很长的邮件，说这是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那么我希望这个古典的中国既是内容上的，也是形式上的。我说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沈括，他的书就是想要囊括宇宙万物，这个包含性 （inclusiveness） 也是这个故事的重点。我还说了关于含蓄和闲笔的一些背景，最后她被我说服了。

　　南方人物周刊：说到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人们会提起哈金或者李翊云，他们和你的背景完全不同，他们是到了美国才开始写作，而你出国之前已经是崭露头角的小说家，作品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作为中国移民作家中的“第二代”，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

　　颜歌：应该说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的确是在中文文学里写得更多更久，总觉得中文是我的主场，我只是来英文世界玩票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有底气的，凭什么去讨好白人？我感觉我的作品的去二元性更强，如果让我写得像个白人一样，我不愿意，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是一件特别荒谬的事情。

　　另一件幸运的事情是，哈金、李翊云他们已经帮我们这代作家完成了题材上的探索，写了很多的“中国故事”，我们这一代再用英文写作，题材可以更广泛，形式可以更自由。李翊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我十多年前第一次出国的时候读到，当时看不出来有什么好，那本书实际上就不是为我这样的中国读者写的。现在她的作品早就走出了当时的框框，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好。从某种程度来讲，正是因为当年白人主流社会需要的那种“中国故事”已经被写过了，现在的她和我们很多人才能从这个刻板印象里走出来，写和中国有关的或无关的，写现实的或者虚拟的世界，写中世纪或者科幻未来，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可以更加天马行空。